花鸟画的历史文脉源远流长，传统积淀广博深厚，其在审美观念、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笔墨语言等方面，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面对丰厚的艺术遗产，当今的花鸟画创作如何回应传统，如何创新发展，以使其展现新的时代风貌与审美趣尚，成为当代花鸟画家的重要课题。
        我学习花鸟画，主要从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陈子庄等人的作品中吸取艺术灵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素材，用笔墨将自己最感兴趣的对象表现出来，并努力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前辈大师那里，我受益最多的可能是齐白石。陈老莲夸张变形的高古、金农简朴古拙的韵味、青藤和八大山人疏野豪放的意趣、吴昌硕苍辣古雅的气格，以及以金石入画的追求与气质，都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有所表现，加上他阅历丰富，童真不坠，其笔墨极具表现力，因而能自辟蹊径，推陈出新，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享誉世界。
        我的花鸟画创作，多以现实中的花鸟题材，作为抒写对象。多年来，我对花木鸟虫的形态、结构以及变化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观察，我笔下的花鸟形象虽然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与前辈大师若即若离的相似性，但题材大都来自写生，有时也忆写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力求在吸取传统技法精华的前提下，表现出自然生命的蓬勃生机。在写生和创作中，我主要抓住对象给予我最美、最强烈感受的一面，并运用“写”的方法将自己的意念、感悟与我对艺术的理解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富有鲜明的艺术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在技法的运用上，我始终坚持有法与无法的统一。我选择的是大写意水墨一路画法，因而在物象的造型上，我大胆地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应物象形”规范，以独具匠心的取舍与适当的夸张、变形，使花鸟形象在“繁”与“简”、“写实”与“写意”的特征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恰当的和谐统一关系。我的画法既以现实对象的外在形貌、内在结构以及变化规律为根据，又以大写意花鸟离形得似、以简为尚的意象化造型原则为圭臬，讲究“六法”却又不愿被“六法”所束缚，因而在有法与无法之间，我力求达到一种动态化的审美平衡。我想，这或许就是我在借鉴与创新之间探索前行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还被我发挥到画面构图与笔墨运用上。我的画面结构虽然不乏写生而来的现场感，但物象的组织规律主要以“计白当黑”的原则为旨归。清代书法篆刻家邓石如提出“密不容针，疏可走马，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的字法空间观念，庄子也有“唯道集虚”的空间美学思想，因而，在画面空间的营构中，我基本打破了视觉常规，力求以虚实、开阖、疏密、聚散的辩证规律来处理物象之间的往来钩锁、高下低昂、起承转合。在笔墨运用方面，我追求鲜活、率真、稚拙、厚重和苍辣的审美趣味，也不乏隐忍的疏野与粗犷，同时融入了自己因长期临池而来的书法意识与金石气韵。我始终认为，笔墨是大写意的核心和根本，离开笔墨奢谈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犹如皇帝的新装一样自欺欺人，二十世纪以来的“美术革命”和“中国画改造”风潮，几乎将大写意精神与中国画的民族特色丧失殆尽，在不断呼吁传统文化复兴与民族文化自信的当下中国，笔墨理应回归其艺术本位。可以说，我的大写意笔墨，即是力求彰显我的所思所想以及我一贯的审美理想与追求，它虽然可能未臻成熟，但其生机翕含辟弘，诚为中国画守正创新之大道。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

        世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其命维新，中国画自然也不另外。但创造中国画的“人”，其实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唯艺术永恒。因此，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荣辱得失当泰然处之。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大写意创作，一笔一画都是我心迹的自然流淌，呈现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独到理解与感悟，因而它们也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愿大写意之魂兮，偕笔墨而来归！

2017-10-22